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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第58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并入选戛纳"电影双周"单元，令导演伍仕贤为国际影坛瞩目。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巴司机开着载满乘客的大巴在偏僻路途上的遭遇。《车四十四》描述一位女大巴司机在偏僻路途上的遭遇，道出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该片讲述的故事发人深省：这天，很多乘客挤上44路长途车，其中有一个乘客 (吴超饰) 后来上车，引起了大巴司机 (龚蓓苾饰) 的注意，交谈了几句之后，长途车开始远行了。不料，在公路上遇到两名劫匪，他们不仅将票款抢劫一空，还胁迫女司机到路边荒草地中欲施强暴，可是车上所有的乘客都无动于衷，男青年在动员无效后，一个人冲到车下要求匪徒放过女司机，可是反被刺中一刀，司机也未能幸免于难。司机被匪徒放回后继续开车，可是却将挺身而出的男青年赶下车。后来，郁闷的男青年终于又搭上另外一辆汽车，汽车在行进中被后面开来的一辆警车超过，男青年不由得更加关心女司机的命运，事情很快有了答案，44号公车被女司机开进山沟里，女司机和车上乘客全部死亡。影片简评从风格上来讲，《车四十四》是一部典型的短片。短片电影正像短篇小说一样，不会以情节曲折，色彩绚烂取胜，这些都不是短体裁作品的长项。实际上，该片的导演刻意地将场景只局限于车上和路上，减少人物对白，几乎没有使用光线的变化和声音效果，如此种种安排，使该片的要素浓缩成一些不甚引人注目的点，均匀地分布在主题的周围，令片子在整体上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而在结尾处，主人公一个出人意料的微笑，像刀锋一样在观众眼前闪过――但绝对锐利，在已完成的全片中劈开一个新的视野。结局奇峰突起，这又是短作品的一大特征。导演可谓深得此中三昧者，而他的做法不但不僵化，还蕴含主题于其中（下面就要谈到），无怪乎引来欧洲观众对这一笑的纷纷探询。 主人公搭车青年的破颜一笑，是他获知四十四路车全车惨亡之后的第一反应。乍看去，这实在有些奇怪，于是观众不由自主地便要自问如果自己是那个青年，经历了他刚刚经历的事情：在漠然旁观的同车人注视下，独自下车营救被劫匪强奸的女司机，没有成功反而挨了一刀，又不可理解地单单被女司机赶下了车。如果自己处于那种状况，会做何反应。我发现我的答案是同样的一笑，相信会有许多人也是这个答案，因为正是这一笑给人的触动最深。然而，为什么会是笑呢？在惨祸面前，他，或者说我们，笑的是什么？有一种简炼的解释：导演故意使片中人物个性不够丰满使他们感觉上不像实在的人，而像抽象的概念符号，这样全车人的死所带来的也就不是初闻惨祸的沉痛，而是公义得到张显时的快意，这固然不错。但是，单纯的快意，既不是导演的意图，也不能令我们自己满意。即使我们在理智上完全接纳了上述解释，也仍然会感到这一笑中直指人心的力量有其更深刻的根源。 在片子放映之后，导演回答了几个同学的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想要指明，片中事件并非简单道德危机所致，他说　欧洲各国的观众都反映，在当地也曾有类似事件发生，可见这一事件的性质不应局限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来理解，实际上它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普遍面临的问题：人情冷漠，社会丧失凝聚力。导演使用了象征性手法来表现这一点，即，他令片中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女司机和男主人公――都缺乏鲜明个性，使他们在别人眼中，也在观众眼中，一定程度地成为符号，这也是我们多数人眼中映现的，世界上其他人的形象。不过，对于女司机和男青年，他又做了一点特别处理：他让他们之间进行了几句简单的问候性对白。男青年说话带点痞气，并不讨人喜欢，看上去也没有见义勇为者的一脸正气。但是，正如导演后来所指出的：几句简单的对话造成的亲近感，认同感，使男青年在危急时感到对女司机负有一种责任，感到应该挺身而出。 导演拟就的对白模式只能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剖析，而算不上一种解决。且不论先贤在这个难题面前的失败，仅仅从现代社会巨大的规模来看，纯对话模式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可取的。其实，社会太“大”，这已被作为一种根源而提出过了。比如，亚里士多德和老子都认为小国寡民是最佳的状态，而腾尼斯则明确指出只有小社会才能实现和谐，达到“欢腾”，大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变得机械化。涂尔干倒是认为“大”不成问题，他希望用宗教作为调和剂以实现大社会中的“欢腾”，然而，他并未成功。 过于庞大的社会必然要导致人与人的疏离，导致现代人感觉自己被束缚于巨大空间中的小小一点上，寂寞而又无助。这种状况下，人的心理会发生种种变异，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近年来的黑色幽默文学中有大量这种描写，《车四十四》的片尾一笑，也可算其中一例，只不过不是明确的表达。于是，问题又回来了，我们在笑，笑什么呢？也许是在这荒唐无序的世界里找到一点公义，快意的笑；也许是血腥惨象冲破心中压抑时的宣泄；也许是对自己在世界中无能为力的自嘲――我要说，都有可能。